至于第三个案子，多米尼克公民权利剥夺案，则持续了将近两年，并直接促成了“裁定者法庭”退出历史舞台的局面。
多米尼克与其伴侣瑟拉均是荒原移民，两人在进入尼亚行省后相识相爱，很快结婚生子。婚后，瑟拉凭借出色的头脑开始经营香料生意，并大获成功。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，多米尼克决定放弃自己薪酬较低的工作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三个孩子的养育中。
然而当两人即将取得第三区公民的正式身份时，多米尼克的申请却被打回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被告知，由于过去五年没有完整履行公民义务，他迁居宜居地的申请被彻底拒绝，即日起丧失在宜居地内一切公民权利。接下来他将有两次申诉机会，如果两次申诉都失败了，他必须即刻离开第三区，重返原籍后，如果他还想进入宜居地居住，则需要从头开始走流程。
震惊中的多米尼克很快开始了第一次申诉，直到此时他才了解自己“没有履行的公民义务”究竟是什么——所有进入宜居地的男性公民都被强制要求出席每月一次的社区会议。会议内容多种多样，有时是讨论社区内部的月度福利，有时会安排一部分居民担任社区法庭的陪审，更多的时候则是接受各类培训，小到办理一张银行卡需要携带哪些证件、走完哪些流程，大到第三区的民主治理理念与公民精神实质……
这些活动，女性公民当然也可以参与，但考虑到大部分女性还承担着繁复的家务劳动，行省政府非常体贴地将这条男性公民们的“强制义务”修改为“女性公民可酌情参与”。
然而，多米尼克和瑟拉从一开始就误解了这项“义务”的履行方式，两人都以为只要一个家庭里有人出席即可，没想到它竟以性别做出了严格的区隔。
多米尼克问遍了左邻右舍，这种情况究竟要怎么办才好。然而大家听完都倒抽了一口冷气——绝大多数男性迁居者都和多米尼克一样，将这条规矩误认为是“家庭义务”，只不过这些男人的妻子往往连最基础的读写都做不到，即便能做到，男人们也依然觉得这些和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活儿应该由爷们来承担。他们之所以没有踩中这个大坑仅仅只是因为一点点生活的惯性，而多米尼克则是那个走了窄路的倒霉蛋。
至此，多米尼克终于意识到他犯下了大错：由于过去他与妻子一直承担着不同的家庭分工，这些外部事宜始终由瑟拉料理，瑟拉一次不落地完成了每年的十二次会议活动，而他则在共同参与了最初的几次活动后彻底放手，只等瑟拉参与活动后回家与自己分享心得。
在首次申诉失败后，两人这才开始手忙脚乱地联系律师，万幸由于瑟拉这几年的积蓄和人脉，她的一位同乡很快向她引荐了裁定者艾娃。艾娃少见地登门拜访，并劝说两人无论如何不要开始第二次申诉，也不要同意将这个案子送入裁定者法庭，而应当直接起诉当地迁居办与警局，她会为两人联系几位合适的律师。
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没有公开，但最终的结果是喜人的：瑟拉与多米尼克最终都顺利拿到了第三区的公民身份。同时，在这个案件结束后不久，尼亚行省的裁定者法庭就彻底关张。
这三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了许多议论，其中有一大部分针对艾娃本人——当初她之所以能成功走上裁定者的位置，离不开许多女性团体私下为她奔走拉票，营造声势，然而在上任之后，她经手的案子里至少有一半是在帮助男性，甚至是有意维护家庭制度，这不啻于是一种背叛。
艾娃曾经在某一次慈善募捐的晚宴上疑似回应过对她的质疑，那段发言也是今晚被佚媞反复引用过的证据：
“我所追求的从来不是属于某一性别的胜利，我最终期望看见的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，我可以自豪地宣称，我余生的全部努力都将指向这一目标。如果说我必须留下什么忠告给在场的每一位女士与先生们，或许我可以这样说，女士们，我们必须小心，因为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每一种‘优待’，都可能变成一个套中我们颈脖的绳索，而诸位先生们，你们也需要同样留心，因为那些套在女人脖子上的绳索，最后也会勒紧你们在座每一位的脖子。”
此外，少数对艾娃采访的节选里还提到了她对裁定者法庭的态度：
“裁定者法庭的存在没有意义。”
“在成为裁定者以前她翻看了很多过往的裁定案例，发现这里的大部分案件只是‘文明’在一厢情愿地体贴“野蛮”，用一种自以为是的理解和谦卑去谅解野蛮之恶。“
“如果一件事在宜居地内被认定为恶，那么不论作恶者是宜居地住民还是来自荒原的迁居者，量裁的标准应当是统一的。”
……但这些话全都来源不详，网络上也很难再检索到有可靠信源的公开信息。
赫斯塔尝试登录自己在AHgAs的内网账号，希望能走内部渠道了解更多的信息，然而登录后她才发现，目前自己的账号处于低权限状态，除了走内部渠道收发私信基本什么都干不了。
赫斯塔原想给黎各写一封信，拜托她帮自己看看内网上有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资料或档案，但在打开邮件之前，赫斯塔收了手——此刻她的这些检索记录或许也都被什么人监视着，与人辩论、核验事实或许还有得解释，如果还要这样大费周章地通过同事来收集艾娃资料，那这周三面对俞雪琨的时候就真的很难解释了。
面对着电脑的空白页，赫斯塔陷入沉思。她忽然想起过去许多次听旁人提及艾娃时的那种陌生感，比如莫利，比如阿维纳什……在这些人口中，艾娃仿佛是另一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