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说第一个分税制，把朝廷税收与地方税收分开，建立起朝廷、地方的二级税收体系。
夏原吉虽然此前从未听过，但他脑子里几乎下意识就蹦出了两个关键词——“包税制”和“空印案”。
包税制的历史相当久远，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五代的后唐时期。
用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：“（后）唐末，中原宿兵，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。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，户部别置官司总领，不隶州县，或丁多无役，或容庇奸盗，州县不能诘。”
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，后唐末年国家风雨飘摇，已经无力对朝廷控制的营田进行管理，便募集豪强地主输纳定额租赋，那朝廷就把营田转交给对方经营，而不再征税。
因为后唐朝廷的如此做法，导致对州县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，连缉捕盗贼流寇都无法做到，差役兵丁也难以足额。
这是包税制在五代乱世的起点，到了北宋局部统一天下，社会的安定带来商业的高度繁荣，为了征收商税，北宋朝廷专门成立了“商税务”，并在全国各州县共设立有1830多个。
但即便如此，依旧很难顾及分散乡间的小集市。
于是乎，大聪明的北宋朝廷便决定“课（税）额少者，募豪民主之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十七）”。
按照这个规定，凡是商税额在一千贯以下的小集市，一律都要实行“包税制”，对外称“买扑”，也即由官府先测算出该集市今年应收税的总数，再让当地的大商人出钱承包，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们自行征收，官府不会再管。
如此一番，收入的盈亏都由大商人负责，朝廷稳坐钓鱼台。
北宋朝廷尝到了其中甜头，又在之后继续推行年课税千贯以下的酒务、道店等商税，从而“让人定年额买扑，更不差官监管（《宋会要辑稿》六）”。
元灭宋，包税制也被继承下来，并且进一步发扬壮大，承包税种之多、范围之广、数额之大迅速超越了两宋。
早在元太宗（实际是蒙古帝国皇帝，元太宗是元朝建立后追封，没有年号）十年，蒙古人便学习两宋的包税制，在中国北方全面推广。
在当时，有包天下河泊、桥梁、渡口之税的，有包燕京酒税的，更有甚者，还想以100万两白银包天下之盐税的。
时任蒙古帝国中书令耶律楚材（砥柱中流折，藏舟半夜移）坚决反对，并奏请废除包税制。
他在奏折中干脆写道：“此皆奸人欺下罔上，为害甚大。”
只可惜，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窝阔台的重视，因为包税制确实是让蒙古缓解财政压力的最简单，也是最快捷的方式。
到了太宗十一年，一些不法官员干脆勾结回鹘商人进入中原，进一步承包了大量税收。
至此，包税制在蒙古帝国一发不可收拾，并进一步将影响延伸到了元朝建立。
一直到元朝灭亡，它的财政税制都是严重畸形且不稳定的。
而空印案却是离得很近，虽然案发时间有所争议，但大致都在洪武初年上下。
按照明初时候的律令规定，每年各布政司及下辖府、县都要向户部呈递钱粮和地方财政收支、税款账目明细。
而户部与各布政司、府、县所提交的数额必须完全相符，分毫不差，方才能够结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