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年代开会十分频繁，比如上头有什么新消息，什么新政策，领导来了，知青来了，养猪、养鸡、分发种子、春种秋收等等，屁大点事儿都有可能会开会。
这就导致很多社员开会不积极，时常缺席，这对大队长陈胜利来说，是对他工作的不重视、不尊敬，因此陈胜利好几年前就下了这样一条规定：“开会除了老弱病残，其他人必须到场，否则就扣工分，缺一次席就扣两个工分。”
一个工分值两毛钱，两个工分就是四毛钱，去年小麦统一收购价是九分钱一斤，两个工分差不多能买半斤粮食。
而一个成年男人，每天做重活上个满工才十个工分，女人通常只有六个或者八个工分，一下扣去两个工分，大家都得心疼死，所以一听开会大家不管在做啥，都急急忙忙地赶过来。
当然，总有人会例外。
比如陈家老三夫妻，先前孔秀芝他们还在屋里的时候，夫妻俩不敢弄太大的动静，怕墙不隔音，被孩子们听见笑话，都克制着，
等他们一走，这两人就放飞自我，尽情碰撞呐喊，喇叭响起来的时候，两人正在关键时刻，压根停不下来，等到两人完事儿，距离喇叭响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刻多钟了。
两人估摸着队长已经在开会了，他们这个时候赶过去铁定会被笑话，于是一合计，干脆不去了。
陈明兴想着他妈不在家，媳妇儿又喊肚子饿，不如这个时候撬他妈的屋子，偷点粮食出来给媳妇儿吃，就算被他妈发现，大不了挨一顿打，他怎么着也不会饿着自己媳妇儿。
胡兰兰瞧着自己男人出去了，慢腾腾的爬起身穿上衣服。遮住丰满的身子后，她用脏了的裤子去擦两腿之间的污秽，这一擦，就觉得下面有点不对劲儿，咋流这么多血呐......
此时队委会大院用两张木桌拼成的讲台上，赵胜利正慷慨激昂得发表春种总动员：“同志们啊！一年一度的春种战役就在眼前！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党中央、领袖对咱们基层老百姓充满关怀和希望，我们必须跟紧党的步伐，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，为国家多产粮，产好粮，让人人都能吃上饱饭！”
他在上面说得激动，下面的社员们却哈欠连天，主要这动员会，年年月月都搞，赵胜利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，社员们的耳朵早就听得起茧子了，有些人甚至能背出赵胜利接下来说得话。
孔秀芝却有点精神恍惚，前世劳苦了一辈子，到百岁老死的之时，从前的过往像走马观灯，不断出现在她眼前，那个时候她最怀念的场景，就是六七十年代艰苦奋斗的岁月。
那个时候的人们没有后世人们那么多的心思和弯弯道道，那时候人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吃饱饭、吃上肉，没有别的想法。
为了这个目标，人们承受着一切苦难和折磨，‘劳动最光荣’五个字深刻在大家的心里，大家干活是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，不用任何人督促，田间地头都是干活的人，想想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。
可惜的是，孔秀芝前世今生过得迷迷糊糊，又重男轻女，生生把三个儿子养成了懒货，如今听到赵胜利在台上声嘶力竭的动员大家，孔秀芝握紧了手掌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哪怕跟三个儿子反目成仇，她也要把他们的懒性给改掉，绝不让他们走上歪路！
赵胜利洋洋洒洒的说了一大堆，看底下的社员们一副蔫头蔫脑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心里又气又好笑，索性偏头跟站在一旁的民兵连长老丁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开口说：“接下来，到地主坏分子霍东笙念思想觉悟报告的时候，大家要仔细听听，共同监督，竖立新风气！”
人群一下精神起来，纷纷探头看向讲台，老丁正和一个年轻力壮的社员，一左一右押着一个头发花白，身型高瘦，年约五十的中年男子到讲台上来。
那男子头发油腻腻的，长至肩膀，乱七八糟随意披散着，像个潦草的鸡窝。
他的头上戴一个用报纸卷得尖尖帽，胸口挂一块写满他犯了多少罪的罪恶木牌，身上穿着一套脏兮兮，污垢结块，看不清楚原本颜色的黑黢黢薄春衫。
他双眉英挺如羽，目光淡然无波，极其瘦削的脸颊，也挡不住他那俊美儒雅的长相。
他一上台来，底下上了年纪的大婶儿、大娘都齐刷刷地激动起来，有些大胆的，甚至小小声的喊：“我可怜的霍大少爷哟。”
这人名叫霍东笙，原本是红星村的地主，从小就长相英俊，温和儒雅，对村里每个人都很好。
他少年时，经常拿钱接济贫穷人家，免费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认字，还会带些城里好吃的糕点、绢花之类的，分给村里的孩子们，因此深得红星村大小媳妇的芳心。
虽说霍家跟绝大多数的地主一样，少不了要压榨佃农长工，不过到霍东笙掌家之时，他的父母叔伯都死在炮火之中，而他本人也在15岁那年遣散霍家奴仆，变卖霍家财产，毅然投身到抗日战争中，为国捐躯。